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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什么能够取得成功(兼对罗斯福和邓小平改革思想的比较)

2016-6-12 李晓鹏   www.InvestBank.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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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罗斯福是一个凯恩斯主义者吗?

1936年,凯恩斯出版了他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本书的核心思想是通过政府通过货币与财政的总量刺激来摆脱经济萧条。它后来成为世界各国用以解决经济危

机的宝典。由于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罗斯福正在努力使美国摆脱经济萧条,而且也是通过加强政府干预的手段来实现的。因此,人们长期以来将罗斯福认为是凯恩斯主义者。罗斯福的实践与凯恩斯的名著一起,成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典范。

但实际情况可能并不完全如此。罗斯福的改革实际上与凯恩斯主义关系不大。

1933年底,也即在罗斯福刚刚就任总统不久。凯恩斯在《纽约时报》发表《致罗斯福总统的公开信》中公开称赞罗斯福:

“你使自己成了世界各国致力于在现存社会制度中用合理的实验手段除弊兴利之士的受托人。……如果你大功告成,那么将无处不以新的更大胆的方式进行尝试。”

凯恩斯希望藉此取得总统的好感,以推销自己的思想。这篇文章确实发挥了作用,因为罗斯福“新政”在国内受到守旧派人士的激烈反对,有凯恩斯这样世界知名的经济学家支持,罗斯福甚为高兴。1934年6月,凯恩斯受通过劳工部长珀金斯的介绍与罗斯福会面——凯恩斯终于得到了向总统推销自己的思想的机会。

根据珀金斯在他的回忆录《我所知道的罗斯福》一书中的记载,这次会见的结果并不尽如人意。珀金斯原本希望凯恩斯把事情说得具体些,不用去做数学推导,而用常理和逻辑去说明问题。但凯恩斯却把“国民收入、公共和私人开支、购买力以及用公式推导的精细论点,通过数学方式进行表示。”由于只“谈了些玄虚的经济理论”,罗斯福认为他“留下一整套废话”,“他应该是一个数学家,而不是一个政治经济学家”。凯恩斯见罗斯福对他的理论颇为茫然,也对罗斯福感到失望,表示他“曾经想像总统在经济学方面会懂得更多一些”[1],这实际上是在绕着弯子批评罗斯福不懂经济学。

罗斯福不仅不喜欢凯恩斯,也不喜欢凯恩斯主义。在大选时,他就指责胡佛花钱太多、把胡佛政府称为“美国有史以来在和平时期开支最大的政府”。当选总统后,他又坚持把伤残军人补助金从每月40美元降到20美元(这个压缩最后又在1935年被国会的法案所取消),并大幅度削减教师工资,因为它“太高了”。而且,罗斯福甚至始终坚信预算应该平衡,多次要求国会减少支出以“维护美国政府的信誉”。这些都是和凯恩斯主义的核心思想——通过扩张政府财政赤字拉动经济增长背道而驰。

在实际政策中,罗斯福的短期经济政策,如兴建公共工程、发放救济、对农民提供补贴等等,其前任总统胡佛也曾努力施行。它们实际上就是胡佛政府“干预政策”的翻版,而且罗斯福做的更多,出现了更大规模的财政赤字。如果仅从这个角度来观察,说罗斯福是个“凯恩斯主义者”似乎并无问题。

但是,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讲,财政赤字的绝对数量并非判断政府财政是扩张或紧缩的适当标准。经济萧条时,政府收入会减少——交易行为减少会导致营业税减少、企业利润降低导致企业所得税减少、工资下降导致个人所得税减少等等。同时,政府开支会自动上升,包括因失业人数增加而导致的救济金增加等等。在此情况下,财政赤字增加并不一定代表财政是扩张性的。更为合理的标准是“充分就业预算盈余”,也即考虑了经济波动因素的预算盈余或赤字。

此外,联邦政府开支只是政府开支的一部分。计算政府总开支还需要把州和地方政府的开支加起来。

考虑了以上两个因素后,再来看罗斯福执政时期的财政状况,就会得到不同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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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 11929-1939年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

(单位:亿美元,正号代表盈余,负号代表赤字)

资料来源:杰里米·阿塔克 彼得·帕赛尔,罗涛 等译:《新美国经济史(第二版):从殖民地时期到1940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627页。

从表12-1中可以看出,如果只看实际的联邦政府预算(第1列),罗斯福执政后赤字大幅增加,符合凯恩斯主义的政策方向。但是,在考虑州和地方政府的预算后,总的财政预算在罗斯福执政的1933—1939年的6年中始终保持盈余(第2列)。这是因为,州和地方政府在经济危机爆发初期,在胡佛总统的劝说下,花了很多钱刺激经济而见不到效果,反而积累了大量的财政赤字。等罗斯福上台后,各州和地方政府已经不愿意再多花钱了。州和地方政府的财政紧缩抵消了联邦政府增加的那部分财政开支。

如果再把充分就业的影响考虑进去,只有1936年和1939年出现了小规模的赤字,其它时间都是盈余,其中1933、1937和1938年甚至是比较大的盈余(第4列)。反之,在胡佛执政的4年中,总的充分就业预算都出现了大规模的赤字!因此,《新美国经济史》的作者断言:“1933年至1939年间政府预算的总体扩张性肯定不如1930年至1932年间政府的预算的总体扩张性大!”并认为和罗斯福相比,胡佛才更像一个“凯恩斯主义者”。[2]

也就是说,即使只从总量上考虑,无论是否做“充分就业盈余”的计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罗斯福执政的6年里,美国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州和地方政府)的总财政赤字都要小于胡佛政府。

在胡佛第一次竞选总统的时候,他得到了48个州中36个州的选票,但在他第一届任期结束的时候,只得到了6个州的选票。罗斯福第一次总统竞选的时候,他得到了42个州的选票。那个时候,大部分选民对身为纽约州州长的罗斯福并不了解。他们投罗斯福的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反对胡佛。四年的新政以后,罗斯福在第二次总统竞选中获得了46个州的选票,成为美国南北战争以来支持率最高的总统候选人。从此后,这个记录再也无人能及,直到今天。总量干预的理论无法解释:在面对大萧条的时候,为什么胡佛遭遇了惨败,而罗斯福则大获成功?

 二、结构化干预对罗斯福新政的解释:资金的第一轮投向

先从对“结构”的第一个含义来分析罗斯福和胡佛的干预政策的异同:

1932年1月,胡佛干预计划中最重要的一环——建立“复兴金融公司(RFC)”的要求得到了国会的批准。这家公司获得了政府5亿美元的支持,并且被授权可以发行15亿美元的贷款,专门用来支持那些即将破产的不良机构。它在成立的时候就被称为“百万富翁的救济金[3]”。从后来的实际情况看,这个称号名符其实。

RFC的案例,我们在前面第五章已经讲过。RFC就是一个政府只负责掏钱,不管钱怎么花的机构。最后这笔钱变成了一个银行家的“胜利大逃亡基金”。从RFC的案例可以看出:如果政府的财政支出按照这种方式来对经济进行“刺激”,投出去再多的钱也没有用。这也和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布什政府慷慨的拿出巨款资金来救助AIG的情况一样:这些钱立即被用于给AIG高层发放巨额年终奖。此类“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只有一个结果:扩大贫富差距,加剧结构恶化,阻碍市场出清,最终导致危机进一步加剧。

到了1932年7月,国会终于通过了一项法案,要求RFC向政府报告开支情况,并且禁止贷款被借给那些RFC官员担任董事或其他高层领导的公司。[4]不过此时,离胡佛在大选中败给罗斯福只有四个月。这个制度变革的好处,最终由罗斯福来享有了。他可以利用一个设计更为合理的RFC来执行他的财政干预政策。

反之,再看罗斯福政府在使用政府财政资金时候的做法。

在新政一开始,罗斯福政府设立了联邦紧急救助署(FERA)来救济穷困的失业者。刚开始,它发放直接救济,但很快转向工作救济。也即提供一些工作岗位,只有参加这些工作的人才能领导救济——或者说工资。刚开始,这些工作都是一些很琐碎的比如扫大街、捡废纸这样的事情。这些岗位完全就是为救济而设的,本身并不能创造多少价值。但它们至少让救济者觉得自己在有尊严的工作并领取工资,而且也可以保持部分劳动技能。

随后,FERA下设的“民用工程署(CWA)”开始寻求更有价值的工作岗位,主要在于市政工程领域。包括修补道路、桥梁、校舍、公园、游泳池等等。这又比单纯的扫大街捡废纸进了一步。

FERA在运行2年以后被撤销,被公共事业振兴署(WPA)取代。WPA只负责工作救济,而把直接救济的任务完全交给了州和地方政府。把直接救济分出去以后,WPA就可以专注于建立更有效率的工作岗位。它专门寻找那些私人企业所忽略的但又非常有价值的事情来做。这就比简单的市政工程工作又进了一步。

在此后6年的时间里,WPA在全国各地修建了近600个机场,超过50万英里的道路,超过10座桥梁和高架桥,修建或重建了11万个公共图书馆、学校、医院等等。而且,它在公共卫生领域的投资直接导致了美国南部地区伤寒症死亡病例的急剧减少……这中间有不少效率的损失,但总的来说,从直接救济到工作救济,从扫大街到市政工程到修建道路和医院,政府的财政开支结构肯定是大大的改善了。

在FERA设立之后不久,罗斯福政府又成了公共工程署(PWA)。这个机构主要通过和私营企业签订协议,来兴建公共工程。这个机构开支的原则有两大特点:

首先,它并不提供所有资本,而只出三分之一到一半的资金。另外的部分由州市县政府或私营企业补足。这可以让地方政府和企业有动力来节约使用资金,并且把资金投入到能真正产生效益的领域。

其次,这些资金需要地方政府和企业来申请和竞争,PWA进行审查,以保证资金投向那些有助于国民经济发展的领域。

PWA的这种做法跟中国在中央财政开支中最常用的多级配套制度基本类似——也有可能这种做法就是从罗斯福新政中学习来的。中国中央政府2008年用于刺激经济的4万亿资金,也要求地方政府配套4万亿,往往还会有省级政府配套多少,地方自筹多少的比例规定。而且,地方政府先进行项目规划设计,然后报中央审批,资金优先发放给配套资金到位和预期效益较好的项目。这个程序由于引入了竞争机制,优化了参与者的利益分配格局,使得财政资金能够得到更有效的利用。

在PWA的资助下,胡佛大坝提前两年完工,这个大坝直到今天还在使用;田纳西流域管理局成立,它促进了美国落后的中部地区的发展,成为后来区域经济学家研究区域政策的经典案例;因为大萧条而停建的纽约三区大桥于1936年竣工,一直使用到今天。而且,政府将三区大桥收过路费的权益变成债券出售给银行家,这笔投资反而还赚了150万美元[5]。

罗斯福在财政开支上一直就主张:政府投资也要赚钱。由于大萧条的紧急状况和政府公共开支的性质,这个目标并没有实现。但有了这个思想的驱动,他在控制财政开支方面始终注意将其用到效益最好的领域。所以他能够把纳税人的钱花的比胡佛更好。在这财政开支的第一轮直接支出上,可以说胡佛和罗斯福都是“凯恩斯主义者”,他们的区别主要不在于有没有增加财政开支来刺激经济,而在于钱花的有没有效率。

 三、结构化干预对罗斯福新政的解释:经济结构的变革

本节从“结构”的第二层含义来对比胡佛和罗斯福政府干预政策的异同。这个问题决定了,在财政开支第一轮花出去以后,这些钱将会流向何方,对经济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罗斯巴德在《美国大萧条》一书中将大萧条的出现归结于政府的干预,并认为胡佛是一个“干预主义者”。他举的例子是:胡佛在股市崩盘以后,召集大企业家到华盛顿开会,要求大家做出承诺,不要削减就业,不要降低工人工资。胡佛的理论是:“在以往的萧条中,政府采取的产业政策是对劳工市场立刻进行清算。我对这些字眼和政策都很反感,因为劳工不是商品,它代表了人类的家庭……此外,从经济学的观点看,由于(工资降低)突然间购买力减少了,这些行动只会加剧萧条。[6]”

罗斯巴德认为胡佛的这种理论是错误的——在经济危机的时候只有尽快清算劳动力市场,才能实现经济资源的重新优化配置,从而使经济体走出衰退。这和传统的宏观经济模型的结论一样。他因而将胡佛的理论和随之而来的大萧条作为这种模型结论得到证明的依据:胡佛政府阻碍了市场及时出清,因而延长了衰退。

罗斯巴德夸张的写道:“自由放任的信条已经被废弃,它并没有束缚胡佛的手脚,只要需要,他就……使商业周期置于政府的管理之下。……这造成的直接结果是,美国前所未有的屈从于一个人。[7]”说得好像胡佛已经成了美国的独裁者一样。这是完全的夸大其词,不符合历史事实。罗斯巴德的这种观点混淆了政治家的言论和他的实际行动后果之间的区别。胡佛总统的这番话只是在嘴上说说而已,并没有得以施行。

在胡佛时代,美国联邦政府的权力非常小。那些大企业家,难道在和总统开了一次会以后,就会很听话的提高工人工资,即使业务减少也不解雇工人了吗?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臆想。现阶段中国政府的权力比当年的胡佛政府大得多,在2003年前后,面对很多企业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情况,还出现“总理为农民工讨薪”的事情,却还是不能立即解决大规模的工资拖欠问题。在没有任何惩罚措施的情况下,企业家不可能因为几句口头的劝说就改变自己的经营决策。

实际情况是,大企业家在表面上保持了较小的工资削减比例,但“在1929年~1931年9月之间,通过工作小时和工作日的急剧减少,他们还是设法把薪水册上的金额猛砍掉了40%……很多工业企业和小商业甚至拒绝口头上支持政府要求他们维持工资的恳求。[8]”从1929年到1932年,每一年的失业率都在上升,每一年的工人工资水平都在下降。胡佛在整个干预过程中,除了花钱以外,就只能采取“恳求”的办法来进行“干预”。这与其说是“干预主义”,还不如说是“劝说主义”,甚至是“哀求主义”。连个罚款措施都没有,怎么干预?这也能算是美国经济“屈从于一个人”吗?而在遏制投机行为和完善金融体系上,胡佛干脆连劝说也省了,实际上就是完全无所作为。

在1930年12月的国情咨文中,胡佛明白的表达了自己的信条:“经济萧条不可能因立法行动或政府声明而恢复。经济的创伤必须要依靠经济机体本身细胞即生产者和消费者自己的活动来治愈。合作行动将加快恢复进程,萧条的破坏会减轻……政府最大的贡献在于鼓励社会中的这种自愿合作。”

所以,胡佛是一个非常标准的“凯恩斯主义者”。他大力花钱,而不重视财政开支的结构,同时拒绝对经济体系本身做任何行政的和立法的干预,仅仅是进行劝说。这才是胡佛“干预主义”的真相。这和凯恩斯在《通论》中表现出来的态度完全一样:用纳税人的钱去结束萧条,而不必做任何结构上、制度上的调整。

反之,罗斯福始终将政府干预的重心放在立法和行政干预上。他花钱很谨慎,很少对工商业界进行“劝说”,而是不断督促国会通过新的立法,不断成立新的机构来推动经济结构的变革。这些变革包括: 

所有银行停业整顿,接受财政部的审查,只有被确认资金状况良好的银行才被允许重新开业;

通过“分业法案”,禁止商业银行从事投资银行业务,强制拆分最大的私人银行——摩根银行;

对大萧条前后金融市场中的违规行为进行调查起诉,纽约证券交易所主席惠特尼因诈骗罪被捕入狱[9];

强制拆分公共事业控股公司,并立法禁止同一法人控制多家公共事业公司——除了那些在“地理上和经济上构成一个完整的整体”的以外,并加强对公共事业公司的政府监管,包括价格管制和审查财务账目等,终结了在能源、供水、供电等公共事业方面的私人垄断;

将所有银行纳入监管范围,授权美联储可以阻止银行为投机行为提供贷款;

建立兼立法、行政、司法权力于一身的证券交易委员会,对证券交易严加监管,对可疑的股票市场操纵行为采用“有罪推定”原则,即嫌疑人必须自证清白;

建立强制性的证券信息披露制度;

建立广泛的和强制性的银行存款保险制度,为2万美元以下的银行存款提供保险;

支持工会活动,维护劳工权益;

废除童工制度,确立联邦最低工资制度(每周工作40小时,周薪最低12美元);

建立社会保障制度;

制定广泛的行业产品质量标准。 

以上这些措施,才是罗斯福新政的核心。它们和“凯恩斯主义”八竿子都打不着关系。凯恩斯本人当时在就报刊上不断发表对美国经济制度的评论和改革建议,但几乎从未得到罗斯福的采纳。说罗斯福新政是凯恩斯主义的胜利,是非常荒谬的。

罗斯福新政,是一场非常深刻的制度变革,它通过制度变革的方式来推动经济结构的调整。如果对罗斯福新政的经济分析抛开这些改革措施而单纯的讨论国民生产总值、就业率、财政开支、货币投放之间的关系,必然得到错误的结论。

罗斯福新政的这些制度变革,大致可以概括为:打击金融投机,保护劳工权益。这个概括不是很全面,但它大致能把握其政策的主要部分,尤其是那些在二战结束、罗斯福去世后仍然得以长期存在、成为美国乃至全世界建设市场经济的国家的基本经济制度的那个部分。对银行业的整顿和监管,对证券市场的监管,都属于打击金融投机的范围;对工会活动的支持,废除童工,最低工资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则属于保证劳动者权利的范围。后者大大提高了劳动者的生存底线,前者则大大压缩了投机活动的货币底线,成为了企业家从创造者向投机者和掠夺者转型的制度障碍。

对这些制度变革的经济学解释,凯恩斯主义无能为力。甚至在诸多方面正好相反。比如:为什么要在失业率如此之高的时候保护劳动权利而不是加快“劳动力市场出清”?需知大萧条并不是劳动力工资太高造成的,而是投机活动的泛滥和贫富差距太大造成的,如果不提高劳动者在收入分配中的比例、不打击投机活动、不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劳动力市场出清”的结果就是将投机活动带来的恶果转嫁到劳动者身上。

在改革了经济结构的情况下,罗斯福通过“以工代赈”和对农业的救济花出去的钱,才会在第一轮投资变成工人工资、农民收入和企业家利润流入经济体系以后,能够不断的用于生产领域而不是投机领域,促进生产而不是刺激投机,普遍改善人民生活而不是成为小部分掠夺大多数人的工具。

胡佛在第一轮投资中,除了RFC这种“百万富翁的救济金”以外,也确实在努力推动公共工程的建设,包括后来罗斯福新政时期修建完成的“胡佛大坝”就是他下令开工修建的。但是,由于完全缺乏对经济结构的调整,此类工程也就只能起到解决部分人临时就业的作用,而无法促进整体经济状况的改善。[10]

另一个可以用来与罗斯福新政做对比的是“希特勒新政”。

希特勒是和罗斯福同一年上台的。与罗斯福的冷漠相比,希特勒则对凯恩斯主义推崇备至。据希特勒主要的经济顾问奥托?瓦格纳回忆,1932年春他曾经把凯恩斯的《货币论》拿给希特勒看,事后两人还就该书“进行过非常热烈的讨论”。他们当时共同认为:“凯恩斯既不认识我们,也不熟悉我们的观点,但却强烈地将他自己置于通向我们的道路上。”对此,凯恩斯在《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德文版序言里写道,“这本书是对英国古典主义或正统主义传统的一种摆脱,但这种摆脱在英国遇到了相当可观的抵抗,”没有想到他的理论会“深深触动德国读者”。

如果仅从短期经济指标看,以“通过公共工程来减少失业、并通过投放生产性贷款来资助公共工程”为主要内容的纳粹经济纲领,应该讲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希特勒和罗斯福在同时上台。5年之后,到1938年,德国的失业率几乎降到了零(失业人数不到4万),国民生产总值为1928年的1.8倍,而这时美国的失业率仅仅从25%下降到了19%,国民生产总值也没有恢复到1929年的水平[11]。从非结构化的分析框架来看,“希特勒新政”比“罗斯福新政”取得了更大的成功,它完美的解决了总量衰退的问题。

但是,如果从结构化的视角来看,希特勒的成功有一个致命的缺陷,那就是政府的财政开支的结构和经济体系的结构都向非生产性领域集中。先是庞大的公共工程支出然后是巨额的军事订货,在这种情况下要想保持物价稳定和维护政府信誉,政策选择空间就很小了:压低工资水平,高税收或高债务。

希特勒政府采取了大量发行国债,一边大量印钞票、一边收缩银根限制民间资本的政策。失业率几乎为零,但是工人的工资非常低,生产出来的战争物资以及巨大的公共工程无法用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在工资率被政府强制压低的情况下,国内市场的需求极为狭小,国际经济又一片萧条,生产出来的产品不能为政府带来经济收入,弥补财政赤字,除了用于战争消耗以外几乎没有别的用途。

总之,这是一种极为危险的经济均衡,总量增长的背后是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衡。这在结构化分析框架中可视为政府扮演了企业家和资本家的双重角色。政府利用发行国债的货币杠杆来进行投资和“奢侈品消费”——用于对外侵略的军事武器和战略设施对人民来讲就是一种可怕的“奢侈品”——以此带动需求,经济总量表面上大大提高。它的背后是人民生活水平极端低下,政府财政极端困难,形成“黄油加大炮”的消费结构——“黄油”就是低工资下仅购满足生存的生活物资,大炮就是军国主义者的奢侈品消费。这种情况跟美国大萧条以前巨大的贫富差距一样,不可能持久,要想不引发经济崩溃则几乎没有可能。

希特勒本人倒对此颇有先见之明,在1933年6月,他在解决纳粹党的冲锋队和德国陆军之间的冲突的时候就讲:“现在,党(纳粹党)解决了就业问题,但是8年之后,经济将会再次陷入衰退,唯一的办法是为过剩的人口创造生存空间。这可能会有必要先在西方、然后在东方采取短暂的、决战决胜的军事行动。”

没有等到8年,在希特勒讲话之后6年,德国的经济走进了一个死胡同:要么国家信用破产政府下台,要么发动战争从外部攫取资源和市场。纳粹政府选择了后者,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

反之,罗斯福新政时期——从1933年罗斯福上台到1939年二战爆发,美国的失业率平均水平在14%左右,国民生产总值也没有恢复到1929年的水平。但这个失业率是把接受政府救济性工作的人也算成失业人口所得到的。如果把这部分人算成就业人口的话,实际的失业率只有9%左右[12],已经低于了1929年的13.8%的失业率而接近1928年的8.8%的失业率——这个失业率有很大部分还是依靠投机泡沫获得的。从这个角度来看,罗斯福新政的短期效果也是很成功的。但罗斯福政府对就业的保障也就到此为止,并不再追求继续扩大财政开支、全面消灭失业,刺激经济恢复到1929年前的那种“繁荣”。至于二战爆发以后,出于战争的需要而对经济进行全面控制,将失业率降到极低的水平,那已不再属于罗斯福新政的范围。

所以,《新美国经济史》的作者说:“如果对大萧条时期几乎每类统计数据(例如失业率、国民生产总值、货币供给和价格)匆匆一瞥,那么不管你对罗斯福的政策多么有好感,你都会发现复苏并没有随新政而到来。美国经济非常缓慢地爬回其在20世纪20年代末达到的水平。1939年二战在欧洲爆发,这本是一个极好的刺激,但从大多数标准看,1939年美国经济远未完全复苏。直到1941年日本突袭珍珠港,从诸如失业率和真实GNP这样的经济指标看,经济才完全复苏。[13]”约翰·戈登在《伟大的博弈》中也说:“尽管罗斯福使出浑身解数,他也没能够结束大萧条,大萧条实际上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而结束的。从1940年到1944年,美国经济扩张了125%,是经济史上最令人瞩目的一段高速发展时期。[14]”

这些都是从总量的角度而得出的错误的判断,其前提是1929年的GNP和失业率是美国经济应该追求的目标,达不到这个目标,就不能算大萧条结束。从这个思路出发,经济学家就愉快的把第二次世界大战称之为“极好的刺激”,带来了经济的“完全复苏”,是“令人瞩目的高速发展”,是“战争新娘(戈登)”和“经济上无与伦比的繁荣(戈登)”。说得好像美国人民在二战期间是生活在天堂一样。完全忘掉了这些新增的产出都是被投入战场进行疯狂的消耗,并伴随着数十万美国人在战场上死去,而没有带来工人工资收入的增长和变成消费者福利的提高。从结构化的视角来看,不管是1929年的主要基于投机的繁荣,还是二战中基于战争的繁荣,都是虚假的和不可持续的。这种虚假的繁荣如果不被及时终止,最终都会使财富的分配突破劳动者的生存底线,带来严重的社会动荡,因而绝不值得称赞,更不能拿来作为判断罗斯福新政成败的标准。

总之,罗斯福的“干预主义”,是以制度变革来对经济体系的运行进行的结构性干预,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不是以凯恩斯主义的思路来刺激经济发展。在把经济结构调整完善以后,解决就业和促进经济繁荣的任务,仍然交给企业家和市场机制来完成。罗斯福新政并不是市场经济的反动。相反,它极大的完善和保护了市场经济体制,填补了其中的诸多重大漏洞。这个经罗斯福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成为了美国战后五十年繁荣的制度基础。把政府对经济结构的干预和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结合起来,才是罗斯福新政最成功之处,也是它最值得后世借鉴的地方。

 四、结构化干预对罗斯福新政的解释:罗斯福与邓小平的比较

如果罗斯福不是一个凯恩斯主义者,那么他是一个什么“主义者”呢?他在竞选总统的时候宣称要维持预算平衡,上台以后立即消减退伍军人补助金和教师工资,但很快又批准了大量的财政开支项目。他声称要维护美国的自由市场,但又对市场机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永久性的增强了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他大力支持工会运动,维护劳动权益,但是到后期工会势力扩张到一定程度以后,又开始对工会进行限制。他的改革措施看起来有点杂乱无章,也犯了很多错误,比如对企业产品质量标准的制定,出现标准管制过于宽泛的问题,甚至对农贸市场上出售的小鸡的重量也加以限制。

通过本文的分析,我们或许可以把罗斯福称为“结构化干预主义者”或者“制度干预主义者”。这样一顶帽子戴在罗斯福头上,至少比凯恩斯主义更合身一些。但这种纯粹在经济理论的范围内给罗斯福换帽子戴的做法仍然不能触及问题的实质。就罗斯福本人的思想和行动方式来说,没有任何资料表明他是在某一种经济学理论的指引下来推动改革的。我们还需要从更客观深入的角度,从事实出发来对罗斯福和罗斯福新政进行评价。

一个很容易被经济学家忘记的问题是:罗斯福本人在推动改革的过程中的真实想法是什么?

要回答这个问题,最好的办法不是构建模型,而是看看罗斯福自己是怎么说的和怎么做的。

几乎所有的研究罗斯福和罗斯福新政的著作都承认这样一个事实:罗斯福的经济学修养并不高。在第一次总统竞选的时候,作为纽约州长的罗斯福并没有任何系统的改革纲领,而是在各地竞选过程中不断了解实际情况和听取各方意见之后逐步形成的一些针对具体问题的改革设想。对于自己的改革思路,罗斯福在一次竞选演讲中做了很明白的阐述:“常识告诉我们,采用一种办法,试一把。如果失败了,就坦率的承认,再试试另外的办法。但重要的是,你得试着做点什么。[15]”

这几句话简直就是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思想的美国版本。有人认为,罗斯福由于双腿残疾,因而对社会弱势群体抱有一种特别的关怀心理。据说他在哈佛大学读书的时候,有一次去贫民区做社区工作,爬到一家破房子修补漏水的房顶,看见里面的人的生活,回来后吃惊的对他女朋友说:“不相信竟有人在过那样的生活。[16]”不知道类似的说法是否可靠。但罗斯福在推行新政时候的价值观十分明确,即努力改善底层人民的生活状况,建设一个更为公平的社会,为那些“处于经济金字塔最底层的人”创造富足的生活。

在一次竞选演讲中,罗斯福称:“下一届美国政府不能代表一部分美国人,而必须代表所有的美国人。头脑、心灵和组织的任何资源,归根到底,都应该用来对抗我们真正的敌人。我们真正的敌人是饥饿、匮乏、不安全感、困穷和恐惧。[17]”在第二次就职演说中,他甚至说:“对进步的检验不在于我们是否让那些富裕者更富裕,而在于我们能否让那些贫困者过上富足的生活。[18]”

在制定决策的时候,罗斯福最常用的方法是尽可能多的听取意见,包括专家、政府官员和各种利益相关者的意见和反应的实际情况。传记作家戴维斯对罗斯福决策方式的评述是:“他的责任不在于靠一己之力提出任何计划”,也不在于“构想或实践任何事”,而在于“倾听一切,记住一切,并合理的安排一切”[19]。这种特殊的长处因为他双腿残疾行走不便而得以发挥到极致。在制定农业改革法案的时候,罗斯福即要求农业部长将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代表,以及其它所有和农业有关的议员都召集到华盛顿,共同讨论出一个方案,并表示无论这个方案是什么,他都准备签字同意[20]。在涉及到一项关于强制工人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30小时的法案的决策过程中,他“一如既往的撒开大网,向州长、商界领袖,任何他能想得到的人请教”,并对各个行业的具体工作情况进行详细的了解,然后再做决定[21]。

以上内容并非在讨论领导者的决策艺术,而是从历史事实的层面来分析罗斯福新政的真正的指导思想。从上面的内容,我们可以合理的得到结论:真正支持罗斯福进行改革的思想不是某一种经济学理论,而是一种更深刻的价值观和方法论。凯恩斯所谓的“每一个政治家都是某一位经济学家的奴隶”的论调是经不住事实检验的。罗斯福并未成为任何一名经济学家的思想上的奴隶。他不是某一种经济理论的“主义者”,而是立足于改善人民生活尤其是底层人民生活的这个价值观,承担一个政治家应该承担的政治责任,然后充分的根据实际情况,针对实际问题作出具体的决策。

罗斯福上台的时候,美国的现实情况是传统放任自由的资本主义已经失败了,所以不管它在理论上多么完善和高尚,但现在社会上有很多人衣不蔽体食不果腹,那么就必须对它进行改革。也即罗斯福说的:“你总得试着做点什么。”这种制度的、结构的改革前景充满了不确定性,站在1933年这个时间点往前看,未来美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将会变成什么样子,没有一种现成的理论可以提供系统的指导,只能在充分了解实际情况的前提下,利用政治家的理性和创造力来一步一步的具体解决。改革的措施如果效果好,就往前推进,效果不好,就大胆承认,换一种方法再来。其基本的立足点不是理论原则导向,而是结果导向,也即要让整个国家社会的人能够生活的更好的这样一种价值观。

只有从这个视角来看待罗斯福新政,我们才能真正的理解它。或者说,我们的解释才能真正符合新政推进的实际情况。我们也就可以完全理解,为什么罗斯福一会儿主张压缩政府预算,一会儿又亲自加入大手大脚花钱的行列;为什么大力主张保护劳动者权利、支持工会运动,后来又不惜出动军队来干预某些工会罢工;为什么在刚开始最危急的关头迅速通过了一大堆改革法案,后来又亲手废除了其中的许多法案或者对其加以大幅度的修改。

所以,我们应该怎样客观的评价罗斯福?他不是凯恩斯主义者,只是部分的采用了一些跟凯恩斯主义的主张相同的政策。当然他更不是自由放任主义者或者货币主义者。说他是制度主义者似乎也不够全面。真正客观公正的评价应该是:他是一个实事求是的政治家。

用“实事求是”这个中国色彩颇为浓厚的词语在评价罗斯福可能会带来一些基于时代和意识形态方面的误解。那么,我们可以换一个词来说:他是一个务实的政治家。

在这一点上,罗斯福和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是一样的。邓小平在推动改革开放的时候,同样面临一个问题:以前的计划经济背后有一套完整的“看上去很美”的理论支持,但实际情况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中国和世界的距离越来越大,很多人吃不饱饭穿不暖衣,所以必须对它进行改革。至于要改革成一个什么样子,找不到系统的理论来指导,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首先是农村有些地方在搞包产到户,实践证明了确实可以增加粮食产量,让大家有饭吃了,那么就先从这里开始搞改革。农村搞活了,再拿着类似的思路来在城市里面搞国有企业承包改革。西方有先进的技术和我们稀缺的资金,那么就引进来建设一点项目试试看。后来发现引进的项目太多,国家外汇紧张,而且有经济过热的苗头,就压一压。总之,就是这么一步一步的过来了,最后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罗斯福和邓小平改革的成功,不是偶然的,而有其必然性。就是他们都以务实的态度,或者说实事求是的态度,或者说如某些学者媒体所说的“实用主义”的态度——总之就是这样一种从实际情况出发的正确的方法论,来推动制度变革,以此来调整经济结构。他们所坚持的价值观,也都是要让这个社会的大多数人过上富足的生活。这种共同的价值观和方法论,是这两次伟大的改革取得成功的基础。

文 | 经济学博士,中兴大城首席经济学家 李晓鹏

[1]张宇燕,《罗斯福凯恩斯希特勒》,载《读书》,2002年第4期

[2]杰里米·阿塔克彼得·帕赛尔著,罗涛等译:《新美国经济史(第二版):从殖民地时期到1940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626页

[3]狄克逊·韦克特著,秦传安译:《大萧条时代》,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8年,第49页

[4]罗斯巴德著,谢华育译:《美国大萧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02-406页

[5]狄克逊·韦克特著,秦传安译:《大萧条时代》,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8年,第72至99页

[6]罗斯巴德著,谢华育译:《美国大萧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82页

[7]罗斯巴德著,谢华育译:《美国大萧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84页

[8]狄克逊·韦克特著,秦传安译:《大萧条时代》,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8年,第17至18页

[9]这种调查和起诉并没有让很多投机者受到刑事处罚,因为在1933年以前美国根本没有惩罚证券市场投机行为的法律。而后来制定的法律也不能“溯及既往”。股市繁荣中最得意的投机者、公共事业控股公司巨头塞缪尔·英萨尔虽然被证明存在严重的操纵股价的行为,但最终仍然被宣布无罪释放。但是,这些调查和起诉揭露了华尔街广泛存在的利用虚假信息和内幕交易来掠夺中小投资者的真相,让那些自己吹嘘自己是通过“勤俭节约和自我奋斗”来获得成功的金融巨头声名狼藉。它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惩罚投机者的作用,并为政府加强金融监管提供了合法性依据。

[10]弗里德曼和施瓦茨在《美国货币史》中从货币政策的角度分析指出,由于美联储采取了扩张性的货币政策,经济在1932年的时候已经出现了好转的迹象,但是由于这种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未能延续,反而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好转的苗头也就消失了。弗里德曼对货币政策的分析非常详尽而有说服力,美联储在大萧条期间的货币政策确实犯了不少错误。有理由相信,如果美联储能够如弗里德曼所分析的那样采取正确的货币政策,情况一定会好很多。但是,也如本文所分析,在经济结构没有得到有效调整的情况下,仅仅依靠货币扩张,多发行的货币也会和胡佛的RFC一样,迅速流入百万富翁们的腰包,只能起到短期的刺激经济总量上升的好处,而不可能如弗里德曼希望的那样使得经济最终走出大萧条。胡佛的RFC也起到了延缓银行倒闭的作用,但却同时把纳税人的钱慷慨的赠送给银行家,其结果只能是加剧大萧条。在经济结构没有恢复正常的情况下,货币量扩张的最终效果,绝不会比RFC的慷慨救济好多少。

[11]张宇燕,《罗斯福凯恩斯希特勒》,载《读书》,2002年第4期

[12]杰里米·阿塔克彼得·帕赛尔著,罗涛等译:《新美国经济史(第二版):从殖民地时期到1940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615页

[13]杰里米·阿塔克彼得·帕赛尔著,罗涛等译:《新美国经济史(第二版):从殖民地时期到1940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615页

[14]约翰·戈登著,祈斌译:《伟大的博弈》,北京:中信出版社,2006年,第225页

[15]狄克逊·韦克特 著,秦传安译:《大萧条时代》,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8年,第52页

[16]乔纳森·阿尔特 著,余红刘畅 译:《危机1932:罗斯福百日新政与美国决胜时刻》,海天出版社,2010年,第39页

[17]狄克逊·韦克特 著,秦传安 译:《大萧条时代》,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8年,第52页

[18]江涛 邝丹主编:《改变世界的精彩演讲:激励美国的罗斯福》,石油工业出版社,2011年,第59页

[19]乔纳森·阿尔特 著,余红 刘畅 译:《危机1932:罗斯福百日新政与美国决胜时刻》,海天出版社,2010年,第231页

[20]同上,257页

[21]同上,2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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