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懂他,是走出国门的重要一课!”亚投行行长金立群笔下的索罗斯

2016-1-27 金立群 投资银行在线

大空头索罗斯又上头条了。

1月21日,年过85岁的索罗斯在达沃斯论坛期间公开表示,其在做空美股的同时,也在做空亚洲货币。刚好上周,港元和港股遭遇“股汇双杀”。

新华社23日凌晨发表一篇措辞严厉的评论,题为《中国经济经济转型测试全球投资者的智慧和勇气》的英文评论中,新华社对人民币空头发出严重警告,鲁莽投机和恶意做空人民币将面临更高的交易成本,甚至担当严重的法律后果。

索罗斯角色之多面、思想之复杂,并非简单的善、恶的两元体系所能概括,在中国经济界高层,对其思想和观点其实相当重视。刚上任的亚投行行长、时任中投公司监事长的金立群,曾在2012年专门撰文,这样评价他:

“索罗斯的思想和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现代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大玩家对于资本主义和自由竞争的复杂的看法。读懂他们的书,明白他们的思路,对于走出国门参与全球化竞争的中国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课。”

以下选自金立群的那篇文章,标题为“说说索罗斯和他的著作《2008年大崩溃》”,原文刊载自《国际融资》杂志2012年11期,有删节:

一、索罗斯是一位被很多人误解的人物

我第一次和索罗斯先生见面,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不久。当时高盛公司副董事长霍曼兹(Bob Hormats)在纽约为我组织了一个小型早餐会。根据安排,我向与会者介绍了中国经济情况,特别是中国政府采取的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政策措施。

索罗斯先生只是静静地听着,没有提很多问题,但我感到他非常关注亚洲地区和中国的经济发展趋势。

索罗斯先生关心亚洲,不仅是因为在20世纪70、80年代以来,亚洲发展的强劲趋势为国际投资者提供了创造高额利润的良机,更因他个人被卷入了危机的浪潮之中。泰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爆发的金融危机,被归因于对冲基金的疯狂袭击。索罗斯管理的对冲基金当然被认为难辞其咎。

在一些人眼中,索罗斯不只是管理对冲基金,他简直就是对冲基金的化身。当年他预测英镑贬值,成功地利用这一机会赢得丰硕的收益,从而名声大噪,被视为杰出精明的金融家,而亚洲金融危机则使他的名声打上了一个特别招眼的烙印。

我在早餐会上虽然没有直接去评论对冲基金的作用,但谈到资本账户的开放和金融市场管理的问题,且强调了一点: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缘由很多,有关国家有必要去认真审视被奉为金科玉律的“华盛顿共识”以及在这种思潮影响下制定的本国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汇率政策、资本账户管理等,以便从根本上改善和提高宏观管理水平。

相比之下,中国政界和学术界对于国际上对冲基金及其他游资引起市场动荡的问题,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冷静的,没有偏激。这倒不是因为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没有受到攻击和重大损失而无动于衷。

中国看到了亚洲金融危机中受困国家存在着宏观经济失衡的问题,目睹国际游资、对冲基金和其他热钱摸准了这些国家的政策漏洞,巧妙得手。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的许多国际会议上,我们始终强调把对冲基金纳入监管范围,而不是从根本上否定这种投资机制。

早餐会后,霍曼兹对我说:“索罗斯非常注意你讲的话,他是极聪明的人,你的言外之意他都听明白了。”在和索罗斯先生握手道别时,我表示,期待有一天在中国再次和他会面。无论他本人的投资活动如何,无论对冲基金受到怎样的评论,至少我们欢迎索罗斯来中国进行交流。

毕竟,这种交流有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当今金融市场,加深对其运作的理解,我想,索罗斯先生一定会体会到中国的开放和务实态度。

最近我见到他,是在始发于美国的金融危机的背景之下,2009年4月,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卡恩主持的一次小型讨论会。我知道他将在6月访华,在会上我告诉他,我会参加他在北京的一些活动。我说:“你的大名在中国真可谓家喻户晓。”他似乎很严肃地说:“这可不是什么好事!”我感觉到他对自己的名声的敏感性不减当年。

在这次会上,索罗斯先生谈到了危机对中心和边缘经济体的不同影响。显然,他现在更多地是作为一位慈善家,而不是一位金融市场角斗士来观察国际经济问题,这反映了他全新的、更加宽广的视角。

事实上,索罗斯先生在中国受重视和欢迎的程度,远超过他的想象。他被视为一位敏锐机灵的金融家、有睿智的学者、慈善家。他的著作被译成中文,在中国拥有广大的读者群。他这部著作修订后在中国再版,将会热销,恐怕很难在各家书店的书架上呆得住。

索罗斯先生无疑是一位被很多人所误解的人物,哪怕是善意的误解,也许只有认真阅读他的书,才能对索罗斯先生本人的立场和观点有真正的了解。

你可以不同意他的某些分析和观点,但你会认真思考他在这本书中提出的非常有见地的论述。但是,谁又料到令人最为惊讶的却是太平洋彼岸发生的匪夷所思的事情。

二、索罗斯向西方现代经济学挑战

历史的发展总会给人带来惊喜或惊恐。十多年以前发生的那场席卷东亚的金融危机,似乎证明了被索罗斯等称为“市场原教旨主义”的颠扑不破的真理。按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看法,亚洲受困国家之所以发生这场灾害,不是由于自由市场经济执行过头,而是实施不力。可是,十年之后从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使包括西方在内的很多人,包括政界和学术界的人开始对市场万能论表示怀疑。

索罗斯先生此书前一版的中文版书名译为《索罗斯带您走出金融危机》。我真佩服译者和出版商自由改动标题的胆略。但如果换一个标题,表述为“索罗斯带您走出导致金融危机的经济学模式”,虽然啰嗦,倒也合乎本书的主旨。索罗斯先生对这次金融危机的全过程,扫描一遍,究其缘由。

通过对2008年金融市场的大崩溃的分析,他更是坚信了自己对危机爆发的根源的认识。他认为,2008年的危机表明了一个时代的终结,同时也意味着完善市场经济均衡论的终结。他的立论可以说是颠覆性的。

也许很多人会同意,这次危机表明了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终结。但这场危机是否会使很多人——特别是经济学家,挖掉现代经济理论的基石,却是一个大问题。

索罗斯先生是金融市场的直接参加者,而且其出身为前台操盘手,对于熊市、牛市、暴涨、暴跌等自然有更多深切的感受。他毕业于伦敦经济学院,是科班出身的经济学家,终年格斗于金融的竞技市场内,是熟谙此道的专业人士。

因此,他对经济学和市场的认识,不同于传统式的经济学家,是并不奇怪的。促使他对主流经济学模式大胆挑战的,是其几十年从业经验的感悟。但是,这一次金融危机,无疑增强了他要创建全新的经济模式的决心。

索罗斯先生提出自己的一套理论有二十多年的历史,但是几乎无人予以理睬。他承认自己也曾怀疑过这一理论的意义,且其分析论证都很粗浅,但他确信他的理论优于现有的经济模式。他坦言个人的能力总是有限度的,希望有人来帮他完成其新理论的建构,用中国人常用的话来说“抛砖引玉”。

索罗斯先生要想颠覆的是被主流经济学家认可并至少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一般均衡理论,因为金融市场均衡理论无非脱胎于一般均衡理论。而索罗斯矛头所指,直接触及到新古典经济学的发端。一般认为古典经济学始于18世纪50年代的重农主义者,终于19世纪70年代的列昂·瓦尔拉斯(Léon Walras)的一般均衡理论。

古典经济学研究的内容是多方面的,但一言以蔽之,可称为剩余学说,因为其关注的是对消费剩余产出的生产和分配。而新古典经济学关注的则是受制于技术和现有产权约束条件下,一定量的资源在竞争性的目的之间的分配。

三、索罗斯的“反射理论”与“超级泡沫”观点

金融市场最终趋向均衡的理论假设:偏离均衡是市场在突发的外部冲击之下,超过市场自身调整能力所造成的。索罗斯先生认为,金融市场不能准确地反映当前的市场环境,总是和现实发生偏离或曲解现实。而频频发生的金融危机说明金融系统本身存在着制度缺陷。

索罗斯先生提出的“反射理论”(reflexivity)否定市场均衡论。他指出,市场行为事实上和市场趋于均衡的传统理论完全相对立。按反射性理论,市场当事人在市场中对价格体现的曲解,会影响市场价格的最终实现。反射性理论揭示了市场价格和现实之间的互相影响的关系。他认为暴涨-暴跌的周期是反射理论的明证。

按照索罗斯先生的看法,人的偏见和误解使事件的过程发生不确定性,从而影响到事件的最终结果。因此,反射性理论能够更好地解释市场现象。他也指出,尽管反射性理论能够更加确定地解释事件,却不可能用来准确地预测未来。他认为,不必去寻找提供准确性预测的理论。然而,市场当事人最关心的是:明天市场怎样?

索罗斯先生的另一重要观点是“超级泡沫”(super bubble),超级泡沫的发展是由于信贷和负债的不断增加所引起的。房地产泡沫只是超级泡沫的一部分。超级泡沫的产生,归根结蒂是由于对市场均衡的错误认识。

如果市场均衡的偏离只是因为外部冲击引起的,那么,信用的扩张是否可以被认为是外部因素?如果不是外部因素——因为信用的扩张和收缩是金融市场最根本的因素——那么追逐自我利益不受约束和放松管制的制度安排是无可非议的。

索罗斯先生认为,里根政府和撒切尔政府所极力推崇的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思想是问题的根源,正是由于“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影响,才造成了巨大的金融危机。

但是,现实又告诉我们什么呢?金融创新、金融衍生产品赖以产生的及其复杂的数学模型,无论其计算出来的利润如何极大化,都酿成了罕见的金融灾难,致使百年老店在华尔街轰然倒下,整个西方市场一片混乱。要求彻底改造金融市场,改革金融监管的呼声成为时代的主强音。

在激烈市场竞争中疯狂逐利的当事人所依赖的金融杠杆和衍生产品,就像“方程式”(Formula One)中的高速赛车,虽然迅猛无比,但只要受到一点外力,就会突然翻车,摔得粉碎。这个外力,并不来自于竞技场外的任何力量,恰恰来自于竞技场内斗士们相互之间的碰撞。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是在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垄断下不断演变的,并且在全球化的进程中迅速地被克隆到世界上其他一些地区,特别是不少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这种扩散的方式,得益于“华盛顿共识”。这一称谓具有巨大的道德约束力量。

因为是共识,所以不趋同者就是异教徒,就会被放逐,没有资格去分享国际社会在这一共识下创造的财富。如果一个国家不接受这种共识,而又要参与全球化经济发展的过程,并从中获利,这不是一个规模有限、贫困落后的国家所敢奢望的。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推动这种思潮的政体,自己却成了其牺牲品。

市场当事人的非理性在这次金融危机中表现得可谓淋漓尽致。获得三项新闻奖的《金融时报》助理主编吉莲·泰特(Gillian Tett)在其新著《傻瓜的黄金》(Fool’s Gold) (2009年)中,对这场危机中人们表现出的贪婪、疯狂作了详尽的、入木三分的描述。

查尔斯·金德勃格(Charles Kindleberger)和罗伯特·阿利勃(Robert Aliber)的《疯狂、恐慌和大崩溃》(Manias,Panics and Crashes)(2005年)一书对金融危机的历史作了全方位的叙述。

历史揭示,市场当事人在充分相信自己理性的心理状态下,从事着最不理性的经济活动。也许,市场确实需要一个冷冰冰的、严格的监管体制来调节人的行为。索罗斯先生对此的态度是十分明确的。

既然哈耶克否认理性是市场趋于均衡的原动力,而市场当事人非理性行为的驱动所形成的市场机制优于权威机构的设计,那么,当市场崩溃时,又该如何解释呢?是因为市场当事人过于理性吗?反过来,如果承认是理性驱动,那么,市场崩溃的解释只能是非理性行为。

在同一市场条件下,理性就是非理性,两者没有区别。索罗斯先生在书中有意无意地回避了理性和非理性的争论,他强调人类认知的缺陷,以及由于这种缺陷,认知和现实之间永远存在着的差距。于是,我们经历的是自我相关(self-reference),在一种不确定性之中,迂回于认知和现实之间。

来源 | 《国际融资》杂志2012年11期

点评编辑 | 二十一世纪商业评论(ID:weixin21cbr)

作者 | 金立群

评论: